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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中“贫士”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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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渊明一百二十多首诗中,多次将“贫士”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咏贫士》组诗。这组诗集中而深刻地描摹了一系列安贫乐道的古贤形象,并借此表明心志,也是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的传统优秀知识分子对个人道德完善追求与坚守的生动体现,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 copyright paper51.com

一、《咏贫士》组诗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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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咏贫士》组诗,创作于宋永初元年(420年)①,这时距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彻底归隐田园已有15年之久。田园生活不只是清新、美好,如:《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悠然自适;也有躬耕的艰辛与困顿,如:“晨兴理荒秽门,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但总的来说,陶渊明越到晚年越是贫困,不少诗作都呈现其困窘之态,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paper51.com

陶渊明处于东晋门阀制度的鼎盛期,士族地主将仕途全部垄断,对于选拔人才,职位升迁,都以门第尊卑为标准。正所谓“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赵翼《廿二史札记.九品中正》)。东晋王朝黑暗腐朽,桓玄取而代之,依旧不得人心。刘裕打着恢复晋王朝的正义旗号发动起义,反对桓玄以篡位,受到人们的拥护。可是刘裕掌握大权后,就肆虐残杀功臣,排除异己,清洗桓玄旧党,其用心之卑劣,手段之凶残,与桓玄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混乱等诸多因素使人民生活在水深和火热之中。陶渊明一次又一次跌入失望之中,东晋政治黑暗使他退归乡里,再加上刘裕代晋,使他十分愤懑。辞官归田的过程中,因不善耕作,“草盛豆苗稀”,又家中失火,家产耗尽,“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月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再加上战乱侵扰等因素,也常常徐酒度日“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并序》),过着“既醉之后,辄题数句白娱。”(《饮酒二十首并序》)的生活。他的亲身经历使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们理想的破灭、生活的艰辛与追求的无望,再加上世无知音、经济上极为贫困,于是,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安慰,便到古贤身上寻求精神的寄托,通过咏史以抒怀。《咏贫士》组诗的创作则进一步展示归隐田园之后的志趣和决心。在《咏贫士》七首中,他独创主题,集中而鲜明地描述了一系列外似凄苦悲凉内则傲骨凌霜的贫士形象,其每个古代贫士的身上,都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影子。正如魏正申所言:“这样的贫士,实际上就是陶渊明归田后理想中的自画像,因此,所咏贫士完全按诗人的意念而‘我’化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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