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般而言，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典型坏境，而典型坏境的选取是与当时的社会主流相吻合的。在现当代文坛中，大多数作家都是书写主流坏境下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生悲剧及社会悲剧，如巴金先生的《家》、《春》、《秋》就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写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但是与此相反，张爱玲、王安忆则不是这样，她们为作品中主人公所选取的环境是与主流环境相悖的边缘环境。张爱玲和王安忆都生活在时局动乱的年代里。张爱玲所遭遇的是抗日战争及国内战争，王安忆所遭遇的是十年浩劫的“文革”。但是在她们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战乱的半点影子，即使有也是与作品的主人公无关的，她们把人物放在比较安稳舒适的环境中来书写。 paper51.com
张爱玲曾说过：“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1)“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在于它是以人生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志在书写人生安稳的一面，把人物放在安稳的环境中来刻画。因为张爱玲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女性。”(3)那么张爱玲是怎样来书写安稳环境中的安稳人生？按照常理来说，安稳环境中的安稳人生应该是完美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应该是可靠而稳重的，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张爱玲却在这种理想环境中塑造了一批不彻底的、病态的人。然而，就是这些不彻底的、病态的人却负荷了人生的真谛。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出：人生短暂，要学会善待自己，每天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要认认真真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件大事小事；要学会勇于争取，不管前面困难重重，也要不离不弃，坚持自己的信念……《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为了捍卫自己用一生幸福换来的钱，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亲手毁掉了自己一双儿女的幸福。她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甚至是过分的，但她对自己信念坚持的那股毅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得到幸福，找到经济的保障，在上海与香港之间和范柳原进行着十分艰难的周旋。尽管在通向婚姻的路上挫折不断，但她从来没有气馁过。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同样，王安忆也是将她作品中的人物放在安稳的环境中来刻画，写的也是都市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人生的安稳面。王安忆说“其实，每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有一点非分之想……”(4) “随着年长，一些奇峻的东西倒是看得平常了。可是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循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我想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精华，于是这家常才可成为审美对象。”(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的文学创造不在于追求“奇峻”的东西，而是关注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从平平淡淡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不衰的活力，可以体验到人生充满着质朴而深厚的道理。日复一日的生活点滴堆积成我们平凡的人生，平凡的生活是不具有大波大浪的，只具有安稳的特性。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就是把王琦瑶放在安稳的环境中来书写的。当1946年上海影视圈中孕育着革命风暴时，王琦瑶却沉醉在自己的明星梦中；当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时，王琦瑶却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当内战在国共之间风起云涌时，王琦瑶却安闲地守在“爱丽丝公寓”里，每天衣食不愁，过着十分富足的“皇后”生活；当反右斗争此起彼伏时，王琦瑶却在自己的小屋里与严家师母、康明逊，萨莎四人围着火炉话话家常、打打麻将，生活得有滋有味。不管王琦瑶是生活在“闺阁”里，还是生活在“爱丽丝公寓”或“平安里”；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她始终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永远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环境中，守护着自己的那片天空，任何的主流都不能在她的生活中激起一点点的浪花。 paper51.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