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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情尽白发,人间无意了沧桑

一.          天命循环,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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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总体上笼罩并在各个局部中浸透着一种神秘莫测、奇幻无常的命运感。在这部波澜壮阔、结构紧密的历史小说中,以数百个人物的生活轨迹,无数大小事件的生成和完结,各个军事集团的起落覆灭,总括了由汉入晋百年历史的演进,都无所不在地深蕴着令人敬畏和忧惧的天命观。在小说叙写个人在实现价值的拼搏中,出现了神秘、抽象、既属虚妄有富有哲学意味的天意、天理、天数等词汇共一百三十多次,同时,作为天之意志的表现,小说又写了各种各样的灾异、祥瑞、星象等现象,其外的畿言、占卜、妖术及诸如自然的梦、风、树、气体、童谣等也被赋予了神秘的意义。这些并非实际的情节在作品中弥漫交织,富有哲理意味,使全书笼罩在一种神奇迷幻的色彩中,作者想借此表明:决定人物命运走向、事件的成败及历史沉浮的,不是道德的优劣,也不是现实的情势;不是英雄,更不是庶众,而是天命,是人所无可奈何的神秘上苍的力量,是谓“天数茫茫不可逃。”(2) 内容来自论文无忧网 www.paper51.com

 “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与刘将军之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催州平对刘备所说的一段话,把《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这个时代及这个时代变革中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以及东汉覆灭,三国形成至消亡的兴衰成败,造铸成一个循环,并且证实一点,使历史在原地打转的不是社会现实的因素,不是各集团的力量对抗,而是冥冥之中的天理,天数。小说把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置于卷首,又略变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置于卷末。首尾一收一概,就把《三国演义》的内容置于天命循环的历史观之中了。这就使得那些在大循环中拼杀侵夺的集团永远都突破不了这个怪圈,只不过是演义了循环中的某些细小的情节罢了。等待他们的必然结局,也只不过是浸灭在历史轮回的阴影中,成为后人们评道的材料罢了。这些种种论说,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各个集团用来借天命以行其志,然而作者是认真的,在他看来,不仅魏代汉是天意,晋代魏也是天意,它们都是大轮回中的一个镜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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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时间观,个体生命的短暂与个体生命本体对自己生命历程的理想及追求是两相背立的。《三国演义》讲天命,但它以人为载体,而且整部小说都在尽可能地写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三国中各类英雄人物、集团都极致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这些主观能动的努力终超不出天命的范围,此即书中诸葛亮火烧上方谷失败后长叹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类的例子还有周瑜不容诸葛亮反为其三气而死、曹操假献刀杀董卓不成而亡命在外、马腾定计杀曹操计败而为其杀害、姜维假降钟会落成空等等,诚如姜维临死前仰天长叹:“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这些例子,作者只想表述各集团无论是在集团间的拼杀中败亡还是在历史轮回的大循环中被覆灭,并不是他们主观上不进取追求,而是天命不归。这是因为“天意”高于“人意”,“天意”是超人的,并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的,也就是说:“顺天,逆天,顺从天意,违背天意是小说中英雄成败的决定因素。”(3)因为个体在追求价值理想的努力往往违背了天意,是向循环天命的挑战,失败是必然的,人事终不能敌天命,即使是在时间的小循环中获胜,也超不出在历史大循环中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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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社会,灾异谴告往往被认为是天命天意的表现,是“天”用来警戒那些失道的君主或国家。董仲舒在《举贤良策一》中说:“国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警惧之;尚不知变,而失败乃至。”这样,作品中除了直接代表天之意志的天数、天运、天理之外,还有许多怪异事物作为天之警语。而这些事情有着浓厚的,超自然的神秘色彩,预示吉凶祸福,表达了作者的天命思想。根据这些警戒,我们就可以推知人物、事件或国家的前景命运,如“蛇蟠龙椅”、“雌鸡化雄”、“白虹现江”等预示着国家将颓。而那些“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等则预示着国家的兴盛。这些事物更替循环出现,标志着旧的国家颓败,新的国家出现,例如曹魏代汉,晋代曹魏都出现了类似的天意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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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这些非自然、超自然事物的叙述互相交织,有机地穿插于人物和事件之中,客观上诱发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超自然的氛围,更值得说明的是,天意惩恶,佑善扬善,但是像刘备跃马檀溪这样的例子很少,倒是恶人侥幸,善人遭殃的情况为多,这使得古人对上天尤其恐惧,更使众生感到天理的存在,同时又对天命无常充满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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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体命运和个人价值的失落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绘“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4)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群体命运和个人价值的关注。在写“仁政王道”的美好梦想破灭的同时,也抒发了他对群体命运下的个体人格的失落和人格理想破灭的惶惑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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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作为一曲“仁政”的挽歌,反映了千百年来正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苦苦向往和追求的“仁政”思想的幻灭:仁君不胜奸雄,权诈欺骗了正义;正义覆灭,小人当道。以封建仁君贤相爱民顺天为核心的“仁政”理想在残酷的集团拼杀面前被彻底粉碎了。而作者把这一群体性的悲剧结局诉诸于天命,认为“仁政贤君名臣”理想的毁灭不是奸诈、实力差异等因素决定的,而是天意、天数使然,所谓“苍天有意绝炎刘”,深情的表达了作者对“正统”的蜀汉集团的覆灭的困惑、迷茫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感触。以儒家正统历史文化观来看,蜀败而魏胜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违背天理的结局,它所带来的心灵痛楚及感情的重负使群体产生了一种深沉的道德失落,由此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政治,道德价值标准等产生了强烈的毁灭性悲剧心理体验。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众所周知,曹氏的《红楼梦》所痛哭的是一个“情”字,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欲使天下中国人共哭一个“仁”字。作品写了中国人世代亘古不变地追寻着一个“仁政”的梦想,而刘备与曹操分别代表着相背相克的两个形态:仁义与残暴。关于此论,我们可以用刘备的一句话来作说明:“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诡,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因此他不留徐庶以绝其母,不因陶谦之危而领徐州,不杀因事败而来投的吕布,不弃追随的百姓而冒生死,不夺宗亲刘表的基业而受困等等,以仁义为本,布施天下。刘备身上种种封建君王少有的品质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和“吾专为天下计,不惜小民”的董卓之流泾渭分明。从“道德良史”的儒家正统文化看,确实是仁义击败了曹魏的残暴,使刘备的名声远播。然实力的差异却远非如此,在赤壁之战前,刘备屡屡败于曹操及其他军事集团:匹马奔亡翼州;走荆州;走江陵、败下口,最后虽建成基业,却偏居一隅,缺少了那种侵吞天下的条件。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终是一无所获,反而被曹魏借机消灭了,就足以证实这种情况。以刘备集团为代表的“仁政”理想的破灭,给中国人以巨大的心灵痛苦和深切的悲剧感触。因为在漫长的封建“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儒家思想道德观念已深入人心,取得了统治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国民性格。而这样的民族,其道德取向是偏重儒家道德层面的,坚信着天道民心所归,就邪不胜正,善必惩恶。 http://www.paper51.com

在中国其他文艺作品中,多是善良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结局”。(5)而在《三国演义》中,作者避开了传统的模式和感情上的痛苦,遵照客观上蜀败魏胜的历史结局,却用情绪化的语言渲染了、强化了刘备集团的道德优势,使刘备集团更加符合人们的道德要求和政治理想,从而用刘备集团的屡败、最终覆灭的结局来使人感受更大、更深沉的悲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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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蜀集团的最终覆灭,在使人对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产生动摇怀疑的同时,又对自身的理想、信念、追求也产生了群体性的历史失落感。 http://www.paper51.com

作为时代性的群体悲剧,《三国演义》写了汉朝如红日西沉、暮色苍茫中众生的苦难。上至帝王臣子,下至平民百姓,都挣扎在战祸、兵灾、流年、政变的动荡时局中,风雨飘摇。汉王朝昔日的强大与辉煌岁月早已逝去,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混战、流年频乃、生民涂炭的水深火热。历史上汉末三国的战乱是中国人民遭受的空前劫难,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6)的中原板荡,再如董卓围杀百姓,焚烧其头,其残忍令人发指;虢亭之战蜀兵“死尸重叠,塞江而下”、盘蛇谷孔明火烧三万藤甲兵。诸如此类军阀混战带来的死亡枕藉、白骨如山的惨象,读来令人心悸神痛,忧惧满怀。可以说《三国演义》是“苍生悲苦”的历史画卷长幅,诚如张尚德所说:“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7) paper51.com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描写了各种历史人物斑驳多样的死亡形态。(8)小说中那种直面死亡、感悟死亡、超越死亡的人生态度,以及在生死之间选择死亡以证生命价值的死亡观,深为作者所激赞、崇敬,并一度成为他在文章中评价英雄,塑造英雄的一把重要标尺。作者以人生体验和审美经验,点醒了历史英雄生死选择的遗迹,揭示了死亡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感。《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汉末军阀混战,群雄逐鹿为背景的历史演义小说。战乱频繁,使贫民布衣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死亡,对于那些驰骋沙场的将士,死亡更是一种常态。个体英雄为了共同的使命和责任联合起来蹈死践行,前仆后继,最终凝聚成英雄群体的死亡。其中,英雄群体的死亡主要是为了尽忠、酬义和捐节;而个体英雄则主要是死于战场、杀戮和疾病。例如董承、伏完、耿纪等的死是为了“谋操保帝”,是英雄群体死亡的集中表现。而个体则如蔡邕哭董卓为王允所杀,王允不弃汉献帝而为郭汜等诛,关羽父子死难,张飞遇害,周仓殉义,再如沮授、审配不降曹操而为其所杀;于诠不降司马而死节,费耀不降蜀汉而自杀成仁,诸葛亮斩张任以成其名节。正是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思想的召唤,使得许多英雄节臣的个体生命走向毁灭的悲剧形成,形成了英雄群体的死亡意识:舍生忘死,尽忠报国。而这些死亡又多是“功业未成身先死”,是一种功名未了,忠义难全的人生悲剧。 http://www.paper5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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